我在听里盖蒂的100个节拍器交响诗,太有喜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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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啥时候小说也能写成这节奏
转载一篇大师当年首演回忆文:
Gyorgy Ligeti(1923—2006)
我在1962年创作了这部《为100个金字塔形机械节拍器而作的交响诗》。乐谱——一页打
字机纸——包括指示怎样去获得、安放、校准、上紧节拍器。当机械装置开始发出滴答
声的时候,音乐就自动开始了,并且如果整套装置严格按照指示,由此产生的乐曲也几
乎是永远一致的。
《
交响诗》1963年9月初首演于荷兰的希尔维瑟姆(Hilversum)的市政大厅,作为高迪
亚穆斯基金会(Gaudeamus-Stiftung)[2]一系列新音乐讲座和音乐会的最后一场。希尔
维瑟姆的市长——穿着他传统的深蓝色正装,在腰带上配着一把银的配剑——和西班牙
大使——佩带着西班牙国旗颜色的红黄红的帽徽——做了官方讲话。所有的讲演都是关
于音乐艺术的崇高精神价值的。瓦尔特·马斯(Walter Maas)——高迪亚穆斯基金会的
领导者、在新音乐领域享有盛名的人物——从德国阿尔高的伊斯尼的维特纳公司定了100
个节拍器,他承担了租借、运输和保险方面的费用,而对于我打算如何使用这100个节拍
器,他没有问。
在那时,1960年代初,我是“激浪”运动(Fluxus-Bewegung)[3]的成员,这个运动并
没有获得国际性的参与。回到1960年,“激浪”的创立者格奥尔格·马修纳斯(George
Maciunas)[4]通知我我属于“激浪”,仅仅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利盖蒂,我需要你
。”尽管那时我已经是白南準[5]——另一个在这一方向上工作的艺术家——的朋友和圈
子的成员,我还是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提议和表演了一系列的激浪派作品。这首节拍器交
响诗就是其中最后一首。
在希尔维瑟姆,这首作品的演出由高迪亚穆斯音乐周所有的作曲家—参与者八男二女共
十位表演者进行。我的指示详述了表演者必须身着燕尾服或者晚装。所以在举行招待会
的下午,八位男士开车去了乌得勒支礼服商店租赁服装,作为指挥,他们也为我准备了
燕尾服。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试穿它们了。在晚上演出的进行中我发现礼服衬衫尺码
太大了——所以看上去我那天的外表正适合激浪派的形象。
我来不及试穿我的衣服是因为有更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100个节拍器位于市政厅的一
个遥远的角落里,为了运输方便,它们被打包装在10只紧紧封闭起来的木箱中。我孤独
地站在这些木箱前,手里只有一把锤子和一把钳子。开箱子是一个儿童游戏,但是节拍
器(所有的标签都是新的)都是被上紧发条的。所以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它们,
让它们运行直到停下来。那时我几乎完全没了主意,让一个完全上紧发条的节拍器走完
最快也要花掉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还有额外的困难,发条匙都是被安全地系在每
个装置的底部,所以我首先必须解开100把钥匙,然后分别把它们插入各自的钥匙孔。
那已经是九月了,但阳光依然炽热,我汗流浃背,孤独,惊慌失措:我究竟怎样在招待
会之前做好所有这些准备?我究竟怎样在所有宾客抵达之前把这100个节拍器安放在位于
市政厅宴会厅里的基座上,并且用黑布把它们罩起来、这样大家就不知道什么样的音乐
将会上演?
不管怎样我终于在最后几分钟完成了所有准备。10位音乐家抵达,迅速地出现在大厅里
,与节拍器在一起。一些作曲家朋友用一块粗布给我擦汗,我不得不跳进我一直等待的
燕尾服里,身上的汗还没有完全干。但是没有人知道怎样去系紧那些陌生的纽扣,以及
打一个真正的领结。
与此同时,荷兰电视台的卡车带着电视摄像机抵达了。同事们正在忙于安装设备,并不
知道他们在那里录影。所有人都在忙碌,只有一个人在那里袖手旁观。我问他他在干什
么。他解释说工会布置给他的唯一一件任务是在墙上寻找电源插座,除此以外他被严禁
做任何其他事情。因为他早已找到这些插座,他不能再多做任何事情了。实际的电缆的
连接是其他专人的工作。
在官方讲话之后,首演按计划进行。因为观众完全没有听说过激浪派,而像约翰·凯奇
(John Cage)这样的艺术家也完全不为邀请来的希尔维瑟姆的名流和市民们所知悉,在
最后一个节拍器最后的一声滴答停止以后,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寂静。然后传来的
是抗议的威胁的喊叫。市政厅的设计师本人——令人尊敬的、当时已经非常年迈的威廉
·马利努斯·杜多克(Willem Marinus Dudok)也在场,他已经完全大惊失色了。
二天后,我依然是瓦尔特·马斯在高迪亚穆斯基金会奇特的大楼——它的形状像一架打
开的三角钢琴——里的客人,我们坐在电视机前,等待预定播放的录制此次事件的节目
。但是,他们播放的只是一场足球比赛。瓦尔特·马斯立刻暴怒地打电话给电视台。原
来节目被希尔维瑟姆市议会紧急要求禁止播出——虽然在自由主义的荷兰被认为是没有
新闻检查制度的。多年以后,我在斯德哥尔摩看到了这部影片,在瑞典广播公司的一个
私人播映会上。瑞典电视台正计划播出,他们从希尔维瑟姆买到了这部影片,但是在盒
子上有这样的话:“仅供内部使用,禁止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对外播放。”
但是它的“偶然事件”的特征只是这个作品的一个方面。我在脑海中有许多叠加的网络
、波浪状的图案,它们最终可能会改变节奏的结构。另一方面,60年代早期,“信息理
论”(Informationstheorie)非常流行,有许多关于“信息美学”的胡说八道。所以我
想,我要制造一个有节奏的网络,它在开始处是如此密集以至看上去可以实际地持续下
去:那意味着模糊和无序。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需要一个足够大的节拍器数量——100个
只是一个估计的数目。但是我没有梦想过有人真的将100个装置放在我面前供我支配。那
需要瓦尔特·马斯的坚持和深深地可爱的天真;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当一些节拍器停止运转时,显示节奏模式的改变,取决于滴答声的密度;直到最后,只
有一个缓慢的还在运行的节拍器剩下来,它的节奏是规则的。开端的稳定的无序在信息
理论家(也是在热力学)的术语中被称作“最大熵”(maximale Entropie)。自从先前
无法预测的有序的模式从最初的统一性中产生以后,不规则的网状结构逐步出现,熵在
减少。当只剩下最后一个节拍器以一种完全可预知的方式运行的时候,熵再一次达到最
大——这就是这种理论所说的。
自从1963年以来,《交响诗》已经上演过很多次了。在那以后的演出中,我总是省却激
浪派的仪式,那其实是相当多余的。这个作品可以由更少的表演者来演出——甚至只需
要一个人。节拍器需要在观众进入音乐厅之前开启,这样这个作品就可以像一部机器那
样运转:节拍器和观众彼此直接面对而不需任何人为的中介。
注释:
[1] 可参见:
http://musicology.cn/reviews/concert/200706/1377.html
[2] Gaudeamus-Stiftung (Gaudeamus Foundation):高迪亚穆斯基金会1945年建立于荷
兰的比尔特霍文,它专门资助荷兰国内和国外的新音乐的创作,支持年轻的作曲家和音
乐家的职业的发展。从1959年开始,它举办每年一次的国际音乐周,1962年开始又举办
当代音乐比赛。
[3] Fluxus-Bewegung (Fluxus movement):Fluxus(激浪派)这个词是从拉丁文中演化
而来,意为(河水)“流动”——是由一群艺术家、作曲家、设计师于1960年代因混合
各种不同艺术创作媒介和方式而闻名于世。他们在新达达主义、喧闹的音乐、视觉艺术
、文学,市政规划,建筑和设计等领域都非常活跃。激浪派是一个松散的国际性艺术组
织。这个组织中的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的艺术创作活动也是各式各样的。比如乘
火车故意不买票,保持一天的沉默、吃饭,把身上所有的毛发剃光等等。这个组织基本
上被看成从事表演艺术的组织,它同时也出版刊物,举办音乐会、艺术展,展览自己成
员的作品。这些作品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基本精神是比较一致的——强调“反艺术
”,运用表演强调他们的艺术与在日常事物的感官联系,在活动中呈现出偶然性和一些
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作曲家中,John Cage是激浪派的重要代表。
[4] George Maciunas(1931—1978)是一位出生于立陶宛的艺术家。他是激浪派的创立
者之一。
[5] 白南準(Nam June Paik,1932—2006)是出生于韩国的艺术家。他运用多媒体进行
创作,被认为是最早的录象(装置)艺术家。据说“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这个词就是他最早提出来的。